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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通过加强民众的法制观念，统一民众习俗，为司法改革造就有利的大环境，是梁启超司法改革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

总体而言，中国参与全球贸易与投资，是在晚近新自由主义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法律全球化革命这三大革命浪潮共同汇聚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首先，它要具备英国学者T.H.马歇尔概括的市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三代权利同时满足的前提，只有自由主义福利国家集团才能获准进入这一世界贸易俱乐部。

[④] [美]凯文·凯利：《科技想要什么？》，熊祥译，70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二、法律霸权：从互惠模式到总交易模式 GATT的互惠模式，其交易结构是高度不对称的。面对法律全球化革命，中国则需全方位的法律理论创新与战略政策调整，全球竞争的核心不再是军事弹压与武力恫吓，不能再简单依靠技术化的法律移植与垄断化的立法创制，而亟需在外交议题设置和法律规则主导权层面提升软实力，以积极应对全球治理的法律挑战。在资本/劳工、国家/社会之间，通过不同代际宪法基本权利体系的扩展，通过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的政党代议，实现对单一社会集团的约束和控制。OECD（经合组织）国家原先的农业与轻工业市场开放有限，南方国家实际被排除在全球贸易体系之外。

[③]在这种新型架构下，南方国家缺乏实际的政策选择与议题设置能力，听任摆布，而发达国家通过设置各种国际标准，对全球贸易结构进行隐蔽性重组，进而形成国际标准沃尔玛化之态势。供应商、企业雇员、消费者与政府监管，研发、制造、包装、仓储、物流、营销，所有事物都在进入一个去中心化的协作网络之中。法官的慎言理由不仅仅是象古代士大夫那样来自个人修养的需要，而且还来自国法、社会、公民当事人的要求，更是来自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要求。

当然，如果对法官的批评没有一定的限度[72]，过于泛滥无度，也会损害法官和法院的职业独立性和权威性。现行《法官行为规范》只在第93条规定了对法官不当言行的惩戒，各级人民法院广大法官要自觉遵守和执行本规范，对违反本规范的人员，情节较轻且没有危害后果的，进行诫勉谈话和批评教育。此外，从自然公正的角度来说，这样做也是不公平的：如果一位法官公开批评另一位，而后者却恰恰因为不愿意为公开辩论推波助澜而约束自己，以致不能为自己辩护或是做出相应的反馈。[34] 孙笑侠：《司法权的性质是判断权》，《法学》1998第1期。

法官是判断者[34]，对判断者而言，他几乎没有行为动作上的职责，只有判断言论的职责。汉代刘向说君子慎言语矣，毋先已而后人，择言出之，令口如耳（出自刘向《说苑 政理》）。

对于法官因言论被调查或处理的事件本来就是在公开状态下展开的，更无法也无需避免媒体的介入。所以在诉讼法的几次修改中均否定了设立藐视法庭罪的必要性，看来是需要反思的。[8] 在上个世纪的中国，法律上对法官言论作限制大致上只是保密义务的规定，如1995年的《法官法》第7条规定的保守国家秘密和审判工作秘密和第32条法官不得有散布有损国家声誉的言论，没有对法官的其他言论作出限制性规定。[49] [日]森际康友：《司法伦理》，于晓琪 沈军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81-282页。

法官公开激烈批评律师的言论并不少见，但是最高法院的副院长批评律师的言论却一石激起千重浪，而普通法官更加激烈的批评律师的言论却无人问津无人知晓。包括法官在从事司法外活动时，必须使之与司法义务发生冲突的风险最小化。法官不同意见书制度就因此而存在。……进一步说，这种避免、抑制可能有损一般公众信赖的言行和态度的努力，不仅在职务行为活动中，在广泛的非职务性活动中，也是应要求其优做到的。

近年来，法官言论引发的争议事件又不断出现，比较典型的包括： （1）2007年，北京房山区法院韩浪故意伤害案宣判后，无法平息怒火的韩浪和被害方张某在法庭上继续起了争执。参见[日]森际康友编：《司法伦理》。

这和云南高院某副院长向媒体解释李昌奎案一审判决所发表辩护意见一样，都是不妥当的。过去对法官的职业道德问题的调查和处理，是由体系内的不公开的和单独审理的状态下，由司法系统内部的纪检机关进行的。

……在公布关于判决的理由之后，法官不应公开进行评论。从13世纪起英国法官便自视为法律的代表、正义的化身。[24] 高一飞：《媒体与司法关系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5页。当局发出纪律质询，以调查其指犯罪率与大量移民和福利制度有关联的评论是否过于政治化[5]。对这种情况，法官可以再作说明吗？……长期以来的司法传统是，法官对案件只能做一次说明，而且是对判决理由做说明。参见2013年2月7日《法制日报》。

法官言论大致上包括这样几项：1、法官庭内言论与庭外言论。美国法律家协会（ABA）的《司法行为示范守则（1990）》在某诉讼系属或者即将系属于任何法院时，法官不得进行任何可能被认为影响诉讼的处理结果或者破坏其公平处理的公开评论以及可能严重干涉公平审判或者听证的非公开评论。

2012年，美国加州一法官质疑被强奸女子抵抗不力，引发众怒。因此，法官同袍必须从内心清醒地意识到，并去接受一个事实：他作为法官，生来就是要接受责难的。

  一、法官金口难开 由于法官的职业特殊性，其言论自由要比普通公民和其他公职人员受更多的限制。然而法官却不同，法官职业共同体内部是因专业性和独立性而构成一个紧密的组织，法官个人的言论会被公众自然联想到整个职业共同体的观点。

如果法官不慎于言论，过度引起关注，就会使公众怀疑其独立性。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还规定了相关的法官慎言义务的内容。孔子有敏于事而慎于言（出自《诗经论语·学而》）。尤其是我们处于两种伦理体系表面上不可克服的矛盾的表演现场：一个是义务与仁爱、平和与恭顺，一个是权利和荣誉、斗争与骄傲。

（2）讲话的时间和场合是否有可能让公众将法官与一个特定的组织、团体或事业联系起来。[57]中国法官伦理仍然处在不断朝向司法职业化的目标发展，因此法官伦理还会发展和完善。

2、法官通常只有在涉及向诉讼当事人行使释明权时，才有必要向诉讼当事人依法阐明法律的内容，但也必须避免对方当事人对法官的偏向的怀疑。法官不应在法庭上和判决后说过多的话[60]，但应当在判决书中多说，论证要充分，不可直奔结论，而要让人望山跑死马。

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基于种族、文化、性别或其他原因的无关评论和默示……。在2010修订版的《法官准则》中，《2001年法官准则》原来的50条，被压缩为30条。

[43] [日]森际康友：《司法伦理》，于晓琪 沈军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83页。批评是否目的明确、如何评估它有明确的目的？在欧洲，可分为两种：一是采取封闭的有限度的批评，一是采取开放的公共形式。这就意味着，侮辱和诽谤法官的行为，仍然要按民事侵权由当事的法官提起侵权诉讼，这显然是不合适的[68]，而是应该在制度上来解决类似藐视法庭的问题[69]。欧洲法官咨询委员会就曾经作了这样的提议，最先在维也纳研讨产生了后来的《班加多尔准则》。

众所周知，法律义务比伦理义务的要求要低，法官在法律上的义务只是法官所有义务的底线，因此可以认为，伦理义务的要求更为严格，内容更为宽泛。[66] 迈克尔K.阿都《法官经得起批评吗？》，载怀效锋编：《法院与媒体》，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42] 法官言论问题很容易成为社会关注和震动的热点，然而为什么政府官员和议员的言论引起震动的事例却并不多见？我们较多地了解到国外对法官言论的限制，而为什么很少在国外看到对政府官员或议员的言论有如此严格的限制？事实证明法官比政府官员或议员在言论自由上负有更谨慎的义务，法律和职业规范也对法官言论给予更严格的限制。因此，法律或职业道德规范中限制法官言论，需要从理论上厘清限制的理由——法官言论自由的弱化或受严格限制的理由究竟是什么？从欧美法官伦理来看，大致有以下理由： 1、从个人身份本身来讲，法官慎言义务是基于法官职业角色的特殊性。

然而，一位法官个人的言论不慎的错误，则可能产生三种负面效果：一是公众可能对法官言论观点的正误难以判断，不像法官违法乱纪行为那样可直观判断。[45]法官不象公务员或议员，公务员或议员都不是一个职业，不构成一个共同体，因此个体的言论自然代表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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